1873年6月，维也纳

    股市崩盘后的第一个月，维也纳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。

    街上到处是转让店铺的告示。曾经熙熙攘攘的环城大道上，至少三分之一的商店关了门。橱窗里贴着“出租”或“出售”的字样，有的还用德语和匈牙利语各写了一遍——仿佛匈牙利人会有钱来租似的。

    失业的人多了起来。每天早上，雅各布的咖啡馆门口都会聚集几个找工作的男人。他们穿着还算体面的外套，但鞋底已经磨穿了。他们不进来喝咖啡——太贵了。他们只是站在门口，用目光拦住每一个路人，问：“您需要人手吗？”

    雅各布有时会给他们一杯免费咖啡。不是因为他善良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饥饿的人比饱足的人更危险。一杯咖啡的成本不到两个克洛伊茨，但可以换来一个潜在的暴徒的善意。

    “你今天给了几杯？”费伦茨问。

    “五杯。”

    “明天会更多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叹了口气。“你说过，帝国会倒。现在看起来，它真的在倒。”

    “还没倒，”雅各布说，“只是歪了。”

    “歪了就扶不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不扶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看着他。“你好像一点都不怕。”

    “我怕，”雅各布说，“但怕没用。”

    他端起一摞洗好的杯子，放到架子上。窗外，一个穿着破旧大衣的男人正蹲在街边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。雅各布认出他了——以前是附近一家纺织厂的工头，上个月工厂倒闭了。

    “费伦茨，”雅各布说，“你认识那个人吗？”

    “哪个？”

    “蹲着的那个。以前在纺织厂干活的。”

    “认识。叫赫尔曼·迈尔。是个好人。”

    “叫他进来。我请他喝杯咖啡。”

    费伦茨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问为什么，走到门口叫了那个男人进来。

    赫尔曼·迈尔大约四十岁，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深得多。他走进咖啡馆，有些局促地摘下帽子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您找我？”

    “坐下喝杯咖啡。”雅各布把一杯黑咖啡放在桌上。

    “我没钱。”

    “我请客。”

    赫尔曼犹豫了一下，坐下了。他端起咖啡，喝得很慢，像是在品尝一种很久没有尝过的味道。

    “迈尔先生，”雅各布坐到他对面，“您以前在纺织厂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工头。管三十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工厂为什么倒闭？”

    “老板把钱投到股市里了。崩盘后，他亏光了。发不出工资，原料商也不供货了。撑了一个月，关门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三十个工人都失业了？”

    “不止三十个。整个工厂两百多人，全失业了。”

    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他们有组织吗？”

    “组织？”

    “比如，有没有人牵头，去找政府要说法？”

    赫尔曼苦笑了一下。“找过了。政府说，‘市场调节，耐心等待’。等？等什么？等饿死？”

    “所以没人组织？”

    “有一个年轻人，叫弗朗茨。他想组织工人去市政厅抗议。但没人敢去。怕被警察抓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呢？您敢吗？”

    赫尔曼看着雅各布的眼睛。“您是犹太人，对吧？”

    “是的。”

    “您为什么要管这些事？工人抗议，闹大了，第一个挨打的不是犹太人吗？”

    雅各布微微笑了。“您说得对。但我不是要管。我只是在收集信息。”

    “信息？”

    “比如，谁在组织，谁在反对，谁在背后出钱。这些信息，在某个时候，会变得很有价值。”

    赫尔曼放下咖啡杯，认真地看着他。“您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    “一个开咖啡馆的。”

    莱奥在六月中旬收到了分配通知。

    他被派往的里雅斯特——跟施密特一样，也是海军基地。但施密特是陆军警卫，而莱奥被分配到了“海岸炮兵部队”。

    “海岸炮兵？”施密特看着通知，皱起眉头，“那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就是守炮台的。”莱奥说。

    “那不是比我还无聊？”

    “也许吧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至少我们在一起。的里雅斯特，听说是个好地方。靠海，有意大利姑娘。”

    “你去过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但听说的。”

    莱奥把通知折好，放进口袋。他其实不太在意被派到哪里。对他来说，地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离开维也纳。

    离开这个城市，离开军事学院，离开那些让他喘不过气来的记忆。

    毕业典礼定在7月15日。之后，他们有一周的假期，然后就要前往的里雅斯特报到。

    “你想好假期怎么过了吗？”施密特问。

    “回家看看母亲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然后去布达佩斯。”

    “布达佩斯？”施密特有些惊讶，“你去那里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莱奥没有回答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布达佩斯。也许是因为伊洛娜说过，她来自布达佩斯。也许是因为他想看看，这个帝国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也许只是因为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维也纳。

    “随便走走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施密特显然不信，但没有追问。

    伊洛娜在《新自由报》工作了三个星期，写了两篇报道。

    第一篇是关于股市崩盘对维也纳女性的影响。她采访了十几个女人——寡妇、弃妇、被丈夫抛弃的、丈夫破产后自杀的。她把她们的故事写成了一篇长文，标题叫《沉默的受害者》。

    贝尔塔读了之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再尖锐一点。”

    第二篇她写得更狠。她直接点名批评了几个大银行，指责他们在崩盘前故意散布虚假信息，诱导普通人投资，然后自己在高点套现。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数据——她花了整整一周在图书馆查资料，眼睛都快看瞎了。

    贝尔塔读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这篇不能发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说的是真的。真话最危险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瞪着她。“你不是说，记者要说真话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说的是，记者要找到真话。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，发不发表是另一回事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写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    贝尔塔看着她，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、近乎母亲般的温柔。

    “有用，”她说，“至少你知道真相。知道了真相，你就不会被人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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